王 钦 | 社会的“强伦理”与“世界”的“弱伦理” ——论新海诚《天气之子》

专题

社会关注

作者：王钦 

作者单位：东京大学东亚艺文学院

无论是几年前在日本国内引起轰动的《你的名字。》（2016），还是最近上映的《天气之子》（2019），新海诚的作品总是离不开“世界系”类型的故事，尽管这一类型的亚文化作品早已不像21世纪初那样流行。在这里，关于“世界系”，我们仍然沿用东浩纪的简明定义：“世界系”作品的特征在于，男女主角之间的“小小恋爱”被直接和“世界的存亡”这种大问题联系在一起，跳过社会关系的种种中介。这一文类最早可以追溯到1995年的《新世纪福音战士》，但明确自觉地将它作为一种叙事框架来运用的作者，或许非新海诚莫属了。[1]从2002年的短篇作品《星之声》以来，新海诚在不同的作品中尝试着“世界系”文类的可能性和限度，甚至试图通过这一文类与具有公共性的议题对话——《你的名字。》就是一例。不过，如果考虑到“世界系”作为一种特定的故事类型而出现时所折射的社会背景，或许可以说，如今仍然在“世界系”类型框架下讲故事，早已不是一种不自觉的文化症候，而是一种非常自觉的策略性选择。因为批评家前岛贤对于“世界系”背后的日本社会的诊断，显然已经不适用于如今的日本：“这是一个人人都切身感到经济泡沫崩坏开始的长期经济不景气（‘平成不况’），经济大国日本开始蒙上阴影的时代。1995年1月发生了阪神·淡路大地震，3月发生了奥姆真理教的地铁毒气事件，这两次冲击性事件决定了时代的闭塞感。在这样的不安时代中，‘创伤’‘AC症’等词汇流传甚广，流俗心理学也得以繁盛，人们的关心开始内省化，如‘内面’‘真正的自我’等。”[2]如果这段看起来颇有“年代感”的描述对应的是“世界系”作品在20世纪90年代的滥觞，那么值得追问的就是：在21世纪10年代末创作“世界系”作品意味着什么？或者说，今天仍然从“世界系”的眼光来打量新海诚的一系列显然属于“世界系”类型的故事，能够发现什么？

《天气之子》无疑是一个“世界系”作品：男主角帆高是一个“上京”的16岁少年，由于找不到工作，最终在从事都市传说等奇闻逸事报道的须贺那里谋得一职。帆高在寻找“晴天少女”的过程中遇到了具有暂时改变气象能力的女主角阳菜，即真正的“晴女”。后者在母亲病重时，偶然踏入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神社，因而成了“巫女”。作为“晴女”的代价是，她需要牺牲自己才能停止东京连日的大雨。当阳菜自我牺牲之后，帆高尽其所能寻找对方，最终也进入“云上的世界”而将其救出。东京因此遭遇三年大雨，整个城市大部分被水淹没。在电影的最后，帆高看到已经失去能力的阳菜在路边祈祷，两人重逢并拥抱在一起。

在故事情节上，《天气之子》似乎遥远地对应着新海诚15年前的一部作品《云之彼端，约定的地点》（2005）（下文简称《云之彼端》）。尽管在故事背景层面，《云之彼端》引入了更多科幻性的设定，而《天气之子》则更多诉诸神话，两者故事中的女主角都肩负着牺牲自我以保全整个社会的重任，而男主角则都为拯救女主角而展开行动。《云之彼端》中，在日本分裂为南北两部分的架空设定下，男主角浩纪约定带着女主角佐由理乘坐他和好友拓也一起制作的飞机，飞去隶属“联盟”管辖的巨塔。然而，佐由理其后便陷入了持续的昏睡状态，计划随之搁浅。而佐由理昏睡的原因是，巨塔其实是由佐由理的祖父制作的超大型武器，遏制其发动的方式则是佐由理的睡眠。一旦佐由理醒来，巨塔便会毁灭世界。面对想要唤醒佐由理的浩纪，拓也说出了一句非常具有“世界系”特色的台词：“你要救佐由理，还是救世界？”不过，在《云之彼端》中，从“大人们”那里获知实情的拓也和浩纪，最终成功摧毁了巨塔并唤醒了佐由理，“世界系”难题似乎在这里有了一个圆满的解答。

纯粹而天真的爱情、“对方”和“世界”之间非此即彼的选择、人物社会背景的概念化，以及某种意义上的男性自恋：可以说，从早年的《星之声》到《你的名字。》，再到如今的《天气之子》，新海诚执拗地重复着“世界系”的故事——或者说，通过不断地“重复”而探讨着“世界系”的可能性。尽管在《天气之子》中出现了警察、暴力团伙、传统民俗等“社会”因素（这些在《你的名字。》里也可以见到，并且颇具迷惑性——就和当年《新世纪福音战士》里的宗教元素一样具有迷惑性），“社会”最终仍然只是在男女主角的恋爱关系之中增添一些曲折而已。不过，正因为新海诚对于“世界系”文类的坚持，如果我们仍然停留在“世界系”的“科普”层面，恐怕就无法把握《天气之子》真正值得玩味之处。与之相对，如果我们直接放弃“世界系”的设定框架，以“通常”的方式——例如，以理解好莱坞大片的叙事逻辑的方式——来理解这部电影，那么只能说，这个故事本身并没有太多值得回味的地方，甚至不那么“有趣”。

如前所述，新海诚自己对“世界系”文类的可能性和限度，已经在此前的作品中做出过探讨；无论是在《云之彼端》那里，还是在其最为著名的作品《秒速五厘米》那里，甚至是在《你的名字。》那里，我们都可以以不同的方式解读出“世界系”终结或完成的可能性。而就与《天气之子》在情节上最为相似的《云之彼端》而言，可以说新海诚早在2005年便尝试了从内部突破“世界系”文类的框架。这一点最明显地体现在作品的结尾部分：影片中的“巨塔”既是足以毁灭世界的武器，同时也是主角们憧憬向往的“约定的地点”，甚至还是世界不曾发生变化的象征。因睡眠而被困于一个人也没有的梦境之中的佐由理，在醒来之前祈祷说，只要告诉浩纪自己有多喜欢他，就心满意足了。可是，当她真正醒来之后，却不记得想要对浩纪说什么：“我有对你非说不可的事情，可是它消失了。”对此，浩纪的回答是：“你醒来就好了。”

值得注意的是，批评家藤津亮太提到，新海诚作品的一个母题是“丧失感”，而且不是失去自己已有之物，而是丧失尚未存在之物。例如，在《星之声》的结尾处有这样一句台词：“我们啊，仿佛被宇宙和地球割裂开来的恋人一般。”对于这个“仿佛”，藤津写道：男女主角“并不是失去了‘恋人’，而是失去了‘或许会成为恋人的人’。这里有的不是失去某个实在东西的丧失感，而是一种更模糊、更无可奈何的丧失感，即失去了并不存在的东西。正因如此，怎么做都无法填补这一丧失感”[3]32。同样，在《秒速五厘米》中，萦绕全篇的忧伤氛围恰恰是类似于“男女主角在真正成为恋人之前就离别了”这种丧失感所带来的。于是，藤津认为，想要填补这一丧失感的主角们的行动，最终也只是“为了再一次真正地失去”的过程中的一环[3]34。例如，在貌似有着圆满结局的《云之彼端》中，男女主角所丧失的正是之前对他们而言非常重要却无法实现的“飞去巨塔”的约定，以及女主角想要对男主告白的那个梦。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样一种独特的“丧失感”所通往的，或许恰恰是突破“世界系”类型的可能性：《云之彼端》的最后，在浩纪的内心独白（新海诚作品的基本叙事要素之一）中有这样一句台词：“即便是在失去了约定的地点的世界上，我们的生活也才刚刚开始。”也就是说，作为“约定地点”的“巨塔”的丧失，在此成为男女主角从“世界系”文类的框架中摆脱并“成长”的必要契机（甚至是一种象征性的成人礼），因此男女主角的关系也要留待真正的“生活”开始之后才能得到确认。与其说这是丧失某种并不存在或尚未存在的东西，不如说无论是获得还是失去，都只有在跳脱出“世界”的约束性框架之后才是有意义的——这一点在多年后的《你的名字。》中得到了反复：男女主角真正在“社会”中相遇，前提是彼此都忘记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忘记之前的那个“世界”。

在这个意义上，与《云之彼端》相比，《天气之子》似乎完全沉浸在“世界系”的框架之中。站在帆高的角度，阳菜的失去是绝对的，而且是绝对的失去；与失去阳菜这件事相比，由此得到的灾害性天气的平复无足轻重。这是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天气之子》构成了对于前作《你的名字。》的某种批评的回答。在一部分观众看来，《你的名字。》恰恰通过艺术化处理灾难而将“故事的坏结局变成大团圆结局”，并以此构成对发生于2011年3月11日的日本大震灾的一种奇特的慰藉，即“当它没有发生那样忘记就好了”。[4]对于新海诚以这样一种方式处理灾难的质疑和批评，似乎遥远地、且在一定程度抽离了批评的深刻性的意义上，呼应着当年德国思想家阿多诺（Theodor Adorno）的一句著名的论断：“奥斯维辛之后，甚至写一首诗也是野蛮的。”就《你的名字。》而言，根据这样一种批评，在此基础上表现出来的“闪闪发光的日本”，体现的或许恰恰不是灾难后重建日常生活的希望，而是新海诚所属的战后一代“御宅族”们的不负责任。

新海诚自己最近在与小川彩佳的一次电视台采访中说道：自己制作《你的名字。》的初衷是将它呈现为一部“许愿和祈祷的作品”，结果却招来了上述批评。新海诚说：“我感到自己的许愿也被人骂了。对此，我感觉很苦恼，而《天气之子》就类似于一种反驳。”一旦我们将“灾难后的日常生活”这一维度引入《天气之子》，那么新海诚对于上述批评的回答便不难发现了。电影中男主角为了救女主角时说道：“天气什么的，恶劣就恶劣好了！”如果说在《你的名字。》中，灾难被处理为男女主角终成眷属的过程中的一个辩证否定环节，从而得到克服——换句话说，“世界系”设定中的两极，从“难题”的结构变成了“正题—反题”的结构——那么在《天气之子》这里，“世界系”的两极以及由此产生的伦理难题，从一开始就被消解了：男主角根本不打算为了“世界”而牺牲他与女主角之间的“小小恋爱”。《云之彼端》中拓也对浩纪提出的关键问题“你要救佐由理，还是救世界”，在这里未曾出现。正因如此，当女主角最终决定成为“人柱”而牺牲的时候，决定性的契机居然是问男主角：你希望天晴吗？——基于私人意愿的“希望天晴”和呼应着整个社会的“自我牺牲”之间的不对称性，与其说是影片叙事的缺陷，不如说反映了新海诚的伦理态度。对于从社会伦理和责任等“大问题”出发的批评，新海诚的回答是：这些都无所谓。的确，在那些批评者看来，还有比这更“不负责任”的态度吗？

不过，问题或许还要稍微复杂一些。我认为，与《你的名字。》的批评者们提出的、基于社会责任的“强伦理”相对，新海诚在《天气之子》中给出了一种“弱伦理”。在这里，我在相对松散的形式意义上、而非技术意义上使用这组概念：基本而言，“强伦理”指的是社会生活对身处其中的个体所提出的，基于法律身份和社会关系的种种要求、期待乃至命令；与之相对，“弱伦理”指的则是“世界系”文类所设定的男女主角的“小小恋爱”在个体意义上所具有的、不亚于“拯救世界”的重量和正当性。影片中，“强伦理”的视角并不少见。当帆高救出阳菜，东京开始遭遇经年大雨后，原先的上司须贺对帆高说：别以为你们改变了世界，“反正世界本来就是疯狂的”。同样，婆婆富美也安慰帆高：如今被淹没的东京只是“回到了几百年前本来的样子”罢了。

然而，当帆高看到在路边祈祷的阳菜，他的内心独白却是：“不对，世界并不是最初开始就疯狂了，是我们改变了世界。”在这里，先前“大人们”对于“世界”的理解，和帆高的理解之间，出现了微妙的偏转：一方面，对于“大人们”而言，帆高的举动从根本上说对于社会的变化起不了作用，因而无足挂齿——这几乎构成了对于“世界系”类型的基本设定的嘲讽，无论是认为主角的“小小恋爱”牵动着世界的存亡这一设定本身只能被读作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精神分析症候，还是如电影中的须贺所说：单单牺牲一个晴女就能改变气象，还有比这更好的事情吗？有意思的是，在这部影片中，新海诚几乎是“确信犯”式的将“世界系”类型设定中为人诟病的细节放大——以警察为代表的“大人”，并不理解帆高的举动，也对阳菜与灾难气候的关系一无所知（影片中只有帆高和阳菜自己知道变成“晴女”的“秘密”），以至于站在“社会”的角度，帆高与阳菜（及其弟弟）之间过家家式的“家庭生活”几乎是一场闹剧——相比之下，《云之彼端》中的“大人”则清楚地知道佐由理在即将开始的战争中的重要意义，因而也就“理解”浩纪与佐由理之间的“小小恋爱”所具有的“世界性意义”。对此，藤津指出，帆高十分清楚“世人的看法是正确的。如观众所知，影片刻画了帆高在工作中遇到各式各样的人。正因如此，就算与世人不相容也要守护自己的圣域的做法，只能说是‘有意犯错’了”[3]55。

另一方面，对于帆高而言，“我们改变了世界”中的“世界”，已经因为男女主角之间的一系列事件和决断而变得和“原来”不同了。也就是说，“世界”被分成了“阳菜成为晴女的世界”和“阳菜拒绝成为晴女的世界”，而男主角的个人决断使得这两个世界之间无法调和，尽管在“大人们”的眼里，两者并不存在具有重大意义的断裂。在此，值得注意的是，阳菜不仅拒绝成为晴女、拒绝“拯救世界”，而且拒绝了自己的社会意义：当她还是晴女的时候，她对于“改变气候”这一“兼职”说道：“我喜欢这份工作，晴女的工作。我呀，终于明白了自己的作用。”甚至自我牺牲、成为“人柱”这件事，也意味着阳菜作为“巫女”而完成自身社会身份的使命。于是，就影片本身而言，这一对于“社会”、对于“他人”的作用一旦消失，便意味着阳菜选择了帆高决断下的另一个世界，一个剥离、否弃“社会”的世界，一个“世界系”意义上的“世界”。《天气之子》以浓墨重彩的方式，表现了新海诚对“世界系”之“世界”的肯定、对“社会”的否定：帆高甚至两度举枪对准警察……

在这个意义上，帆高那里的两个“世界”的断裂，便是“世界系”类型的内部和外部的断裂，或者说是“世界”与“社会”的断裂。通过让男女主角坚持停留在“世界系”的“世界”之中，通过拒绝与“社会”达成任何意义上的和解，通过浓墨重彩地刻画男主角一意孤行的、从社会的眼光来看无疑是“错误”的决断，新海诚拒绝了人们从《你的名字。》中读出的伦理意义和社会心理学意义，从而将“伦理”封闭在“个人决断”所涉及的狭小空间（“世界”）之中。“神啊，求你从此不要给我们什么，也不要从我们这里夺走什么。”帆高在短暂的幸福时光中如此祈祷道。这个祈祷仿佛呼应着佐由理在梦境中的祈祷（“告诉浩纪我多么喜欢他”），可是《天气之子》并没有让帆高像佐由理那样走出梦境世界，而是截断了通往“外部”的道路。甚至“世界系”框架中的抉择本身，也完完全全无法被“世人”知晓：如藤津所说，归根结底，在帆高和阳菜那里并没有来自世人看法的压力，“根本上不知道阳菜的神秘体验的世人（尤其是警察），对帆高的抉择毫不关心。帆高决断的重量，来自于只有他自己知道这一重大决断的意义这一点”[3]56。

可以说，新海诚留给观众的“世界系”伦理，最终引向了宇野常宽所谓的“决断主义”：没有什么“宏大叙事”能够为你的行动提供动机和理由的支持，但只要忠贞于你自己的决断，你的行为就是负责的。[5]帆高未必不知道“大人们”对于这个世界的理解，他也未必不知道自己的行动在“社会”的意义上是自私的、因而是不负责任的。“责任”概念随着“世界系”文类的中介而发生了转折，以至于从这一文类的“世界”看来，像富美那样安然地说出“世界回到原来样子了”这种话，或许才是不负责任的表现。就像新海诚在访谈中主张的那样：“我无法通过电影向人们传达‘必须怎样做’，我认为人的内心应该是自由的……也许可以把这部电影称作‘原谅的故事’。”或许，新海诚以低调的姿态收回了《你的名字。》通过“世界系”的框架而向全社会“许愿和祈祷”的努力。

在《天气之子》的宣传手册上，新海诚写道：“如今的世界是我们自身选择的结果……但另一方面，对于年轻人而言……他们出生时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样子，他们无法选择，只能在此生活下去。”在这里，“我们”和“年轻人”之间的差异，与其说是代际的差异，不如说是“世界系”作品的“弱伦理”及其外部的“强伦理”之间的对峙。甚至这不是“选择”何种伦理的问题，而是“无法选择”，不得不将自己封闭在“世界”之中的状态。同时也可以说，新海诚在《天气之子》中呈现的“弱伦理”，通过“世界系”文类的自我封闭，而对社会的“强伦理”提出了反驳和质疑：面对自身无法选择，却对自己提出种种要求的世界，面对自己的遭遇在其中无足轻重，甚至会被大团圆式的叙事一笔带过的社会，究竟哪一方才是不负责任的呢？

然而，在这样的对峙下，阳菜失去能力后的祈祷又有什么意义？它只能在“强伦理”的社会中呈现为一种姿态（“假装”与社会发生关系、“扮演”晴女的角色），而无法承担起任何伦理责任。试图以恪守“世界系”文类的方式对那些质疑《你的名字。》的批评者做出回应的新海诚，最终选择的伦理位置，吊诡地与“御宅族”们自我满足的半封闭生活达成了一致：我的生活的全部意义与价值，来自我的日常生活——甚至，它改变与否也完全取决于我自己的决定。而相比于对自我封闭的生活不自知的“御宅族”（假如这样的人真的存在的话），新海诚的回应无疑多了一层犬儒主义色彩。可是，在现实的意义上或在“社会”的意义上，这样一种伦理位置或许只能进一步撕裂已经四分五裂的公共性伦理生活，就像人们在任何一部引起热议的影片上发生的、几乎无法调和的争执一样。

注释

[1]关于“世界系”类型的讨论，可见前岛贤.セカイ系とは何か[M].东京：星海社新书，2014；东浩纪.セカイからもっと近くに[M].东京：创元社，2013.

[2]前岛贤.セカイ系とは何か[M].东京：星海社新书，2014：31.

[3]藤津亮太.ぼくたちがアニメを見る理由[M].东京：Film Art社，2019.

[4]这样一种批评乃至谩骂的声音，在日本的社交媒体上并不鲜见；而从文学批评的角度做出类似解读的例子，可参见宇野常宽.母性のディストピアII[M].东京：早川书房，2019：242.

[5]这是宇野对于21世纪以降区别于“世界系”文类的另一种亚文化类型的概括，其典型代表作是《死亡笔记》。根据宇野，“决断主义”指的是“在（行动原理）根本上无根据这一前提下，仍然选择特定价值并采取行动”。然而，“世界系”与“决断主义”之间的距离或许远远不如两者表面上看起来这么大。参见宇野常宽.ゼロ年代の想象力[M].东京：早川书房，2011：139.

原刊于《中国图书评论》2020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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